今年6月25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00周年诞辰，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以表纪念。奥维尔自以为是个社会主义者，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并不受欢迎。今天我们重读其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84》，真是感慨万千。本刊刊发的这篇译文概述了奥维尔的生平和创作，希望能让读者对这位作家有更多的了解。

先知的盲点

格伦·弗兰克尔　嘉桢／译

1949年，乔治·奥维尔写道：“在被证实无辜之前，圣徒总应被判有罪。”他这话是因刚刚遇刺的圣雄甘地而发，但在这些日子里，同样的考验也会降临到奥维尔自己身上，因为在去世53年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尘世中的圣徒。政治上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赞美他，尊崇他为先知和揭示真相的人，称誉他的道德勇气、剃刀般锋锐的思维以及钻石般坚硬的文笔。

“（奥维尔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圣徒，”社会历史学家诺尔·安南这样来描述他，“古怪、暴躁、独立，从不感恩戴德”。

　　然而，在所有这些英雄崇拜的气氛中，那个真实的人——那个特立独行、声音尖利、穿得像个乞丐、自己卷制香烟、追逐女人、奉行着一种摇摆不定但又真诚的社会主义、患有肺结核的英国人——却似乎在某个地方消失了。或许，那个真实的作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奥维尔遭遇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最终命运：人们尊敬他、援引他，却很少阅读他。

　　在奥维尔的100周年诞辰，对他的新一轮神化又在英美两地展开。300位学者在威尔斯利聚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百年诞辰回顾活动。皇家化学学会在当天公布了烹茶的理想方法——奥维尔嗜茶，曾在1946年撰文讨论烹茶方法。英国新出了两本奥维尔传记，沉寂许久的托马斯·品钦也重拾笔墨，为新版的《1984》写了一篇序言。

但是，在这一片赞美的喧嚣之中，让我们稍停片刻，去回忆关于奥维尔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事情，就从那些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缺点开始。根据奥维尔自我批评的作品以及那些了解他的人的记述，他是一个难以相处、朋友寥寥的怪人。他刚愎自用，对外国人没有信任感。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呆板而缺乏说服力，他笔下的女人单调平板，带有显著的厌女症留下的痕迹。在偶然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的言辞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先知，他几乎从来没有对过。1984年，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与《1984》中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这本书仍然在我们的梦魇中萦回，在我们的词典中回响。老大哥（Big Brother）、臭名昭著的真爱部（Ministries of Love and Truth）、记忆洞（the memory hole）、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这些字词仍然在我们的词汇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我们衡量政治话语与道义真实之间的鸿沟时，奥维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形容词。

　　“要是生在和平的年代，我也许会写一些华丽的或是平铺直叙的书籍，也许会一直对自己的政治忠诚茫无所知，”奥维尔曾这样写道。“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已经被迫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政治吹鼓手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年代成就了奥维尔。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都是在1938至1949这10年间写成，那是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10年：世界上出现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战争和屠杀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奥维尔的作品生动地阐释了这些独裁者的本性，他们的权威实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共性。

　　奥维尔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逃避羞辱的斗争，把自己一心一意献身写作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疯狂行为。1947年他写道：“所有的作家都自负、自私又懒惰，无人能知晓他们最深层的动机。写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挣扎，就像生一场耽延日久、痛苦不堪的疾病。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是被某种既无法抗拒也不能理解的恶魔所驱使。”

　　奥维尔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当时印度孟加拉省的莫提哈里（Motihari）。他的父亲在那里做文官，监督残存的鸦片贸易。奥维尔儿时大部分时间就读于圣塞普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那是英国最好的两所学校。后来他回到东方，在缅甸担任殖民地警察，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感觉使他受到折磨，同时又对他的写作有所裨益。他回忆道：“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雄心就混合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写了3本不成功的小说之后，奥维尔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写了两本准确描绘大萧条时期欧洲下层人民生活的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从这本书开始使用乔治·奥维尔作为笔名）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之后他开始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皈依的行动，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回来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这是一本激烈的反独裁报告文学，在1938年出版时未受重视，但在此后成为了奥维尔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确立了奥维尔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强有力的作品却是对那些奉行或容忍极权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无情鞭笞。

　　几年后，现年85岁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穆拉莱（Frederic Mullally）在《论坛》周刊遇到了奥维尔。《论坛》是左翼工党的刊物，穆拉莱参与它的编辑工作，而奥维尔在那里担任文学编辑，每周“按自己的喜好”写一篇关于政治、大众文化以及任何能让他有灵感的事物的专栏短文。他每周只能得到区区10英镑酬劳，还不如当时英国一个普通日报社的低级记者挣得多。

　　“乔治是个很复杂的人，”穆拉莱回忆道。“他非常刻板，从无笑容。他不是有什么愁事，只是严肃。他说话声调很高，操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只在其中加了一点点伦敦腔……他穿着工人阶级的衣服，破旧的毛线衫和衬衣，过紧的夹克。他自己卷烟来抽，脸上完全没有表情。在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里面，没人能接近他。但他的脑袋却在不停地思考问题。”

　　二战爆发后，奥维尔参加了地方志愿军。但他已经染上了肺病——这种病在10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因此被分派做文职工作。他和妻子艾琳一起在伦敦北部的几个简陋公寓里辗转，每年绞尽脑汁写出100多篇文章。

穆拉莱还记得应邀到伊斯林顿的卡农伯里广场做客的情景——那地方当时几乎是贫民窟，现在则是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样板。奥维尔走下4楼到地下室拿煤，然后再爬上来。“我说，‘乔治，你应该有钱请个男童来做这些事吧？’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不懂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在政治上一派天真。他让自己脱离中产阶级，却不能让中产阶级脱离自己。”

　　有一天，穆拉莱和他一起在《论坛》办公室附近的酒吧喝酒，对他抱怨说把德国犹太作家里基·洛温塔尔晦涩的散文改写成可读的英文是多么的困难。奥维尔回答道：“对所有这些实际上控制着报纸的中欧犹太人，你有什么好指望的？”穆拉莱说，他以为奥维尔在开玩笑，然而奥维尔始终没有笑。

　　奥维尔的好友、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回忆道，作为一个作家，奥维尔进步很慢。他早期小说中缺乏的正是他自身缺乏的东西：人性化的元素。西蒙斯在1993年版《动物庄园》的序言中说：“事实是，他对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没有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真正小说家的标志。”他就是没那么大的兴趣：对那些被他看作“跛脚鸭”的人，他可以慷慨，可以施以援手甚至寄予同情，但他的心思并不真在这里。

　　奥维尔也是一个拒绝编辑的作家。“所有人都告诉过我：千万别去动乔治的稿子。我确实从来没动过，”穆拉莱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做：他的稿子总是完美无瑕，连逗号都没有差错。”

　　除去散文之外，他最值得铭记的作品是最后的两部：《动物庄园》和《1984》。1944年出版的《动物庄园》是一部无情的《格列沸游记》式的讽刺文学作品。它曾被4家出版社拒绝，最出名的一次是被时在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T.S.艾略特拒之门外。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太怪，另一些则认为其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因为当时苏联是英美两国的盟友。但《动物农庄》很畅销，奥维尔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用这些钱在赫布里底群岛租了一所农舍，并给儿子请了一个看护，因为他妻子艾琳在手术中意外死去了。

　　奥维尔在这个农舍里写完了《1984》的大部分，那是他最后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奥维尔称它为讽刺文学，但它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威权和心理的一幅绝妙肖像。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去了解或不去了解，在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的同时保持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同时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边知道它们彼此互相矛盾，一边相信它们。”

　　《1984》给奥维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和巨大的名望，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读者认为《1984》是对苏联以及所有的左派的不加掩饰的抨击，而奥维尔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分子改邪归正的先知。当事实与他们这种阐释不符时，美国的出版商就毫不客气地进行“奥维尔式”的删减。西蒙斯指出，西格内特出版社的1956年平装本《1984》中有奥维尔那个著名的声明：“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而写。”但这句话的后面半句——“为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却被删掉了。

　　“这样的情形可与约翰·弥尔顿相比，”英国历史学家本·匹姆洛特说。“（在《失乐园》中）他是在攻击基督教吗？不，他是在攻击某些基督徒。奥维尔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抨击的是某些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心虽然充满疑问、不得安宁，但却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崇拜他的右翼人士都不要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传记作家伯纳德·克里克的看法，奥维尔在妻子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她不够忠实。在妻子死后，他疯狂地寻找新的伴侣。在妻子死后的第一年，他至少向4个女人求过婚。她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的他不过是刚刚认识。索尼亚·布朗内尔也是其中之一，她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并成了他的遗产执行人。

　　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看到太多的成功和曲解。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透风、没有暖气的农舍中完成《1984》的艰苦努力使他与生俱来的肺病又一次发作。他被送到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挣扎了8个月，然后转到伦敦一家医院。1950年1月，奥维尔死于咯血，时年46岁。

　　“对自己评价不错的人可能是撒谎，”奥维尔曾这样写道，“因为从内心看来，任何生活都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虽然如此，对我们这些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来赞颂他的故事和著作的人来说，他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