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途手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充分的认识自己！勇敢地成为自己！”——我那样站着说确实是腰不疼。  

       核心竞争力 

     我问自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曾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实际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问过我为什么不能做短线交易。我反问他们：你有来自证监会、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吗，你的认知和实践能够超越时代、比基金经理们更胜一筹吗？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今天，轮到我向自己发问了。 
     有时候我觉得，或许学习能力强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是那个教马哲的“哲学流氓”让我晕乎乎的，我到现在却还自我感觉良好。更客观而现实的说法或许应该是：我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我是一个没有恒心，不知道何以为、何以不为的人。 

     滚石不生苔... 
     专注——一位保送南航和另一位考取清华的精英都对我说——很多人都对我如是说；但也人又说要高屋建瓴。而事实上是只以成败论英雄——人生太短，没有太多回合让你证明你的策略是基于大概率事件，是正确的——成功者性格的弱点也可以说成是个性。支票.大门先生不仅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而且很真诚——他对青年们说：“这个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而是要求你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前先有所成就。” 
     以己之长搏人之短——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确实不容易。 
     熊急流勇退了或者说激流勇进，他曾说：你其实需要的就是跨出那一步...



      钱 

     我一直在想：钱意味着什么？ 
     我曾有很多种认识——能力的证明、追寻理想的坚实后盾、临终时无法兑现给自己的消费期权——不过现在一切都变得现实了。我想钱再多一些，可以生活的更幸福——我工作稳定，收入也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但我对工作性质不满意，觉得没有发挥出自己实力。我曾以为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自己——但某些东西的力量是强大的——几乎就是在刹那间，我意识到不能对自己没有要求。 
     我必须挣更多的钱。我不想假装钱不重要，却在自己无力再搏的时候为五斗米折腰... 
   
   

      理想 

     某天到亲戚家吃饭，小孩子看着“大风车”，节目是关于小朋友们理想的职业。主持人说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的理想的职业，二十年后再相聚，看看能否成真。 
     我想：如果真的可以，我愿意当一个守林人，像梭罗一样——别人对我的评价真的不重要——我是一个走极端的人，我曾经觉得：如果不能在价值链或者说体系内占据高端，就脱离它。 
   
     现实却不允许我那样做——个人是孤独的，但却不是单独的个人。于是我们中很多人挑着别人的担子走在路上，不知道能不能到下一个驿站，会不会因为强盗或者仅仅是恶作剧而送掉性命。很多人就这样失去了思考能力... 
     但是真正危险的是，当你看着某些人得到不属于他的东西时，你真的能保持心灵的宁静吗，你还能坚持走你的路吗？现在一切都稳定下来了——世界不是平坦的，经济危机遥遥无期——看着内圣外王之路被堵死，你会漠视那条崎岖小道吗？ 
    《七剑》里的反派老大对秀才说：看看小孩多么纯真，不过长大了就成了和我们一样的怪物。 
     尼采说：当你和怪物搏斗的时候，当心你也变成怪物。 
     或许他们也真的是身不由己，谁知道呢？ 
     二十年，很多事情都可以忘记...

  

       认知和实践 

     “人的所有痛苦都来自于认知的谬误。”我常常对人说起我对痛苦的理解。 
      人的实践也会失误。 
      最典型的莫过于从未感到危机，却在危机到来时根本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被打倒的人。二三十年前的工人阶级不是就这样子吗？
    
      妍说她最看重的是开心。我想所有人都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而作各种各样的事情——便是董存瑞也是为了心中的那个被升华为理想东西而投入生命这一成本——而弗洛伊德统称那些在人头脑中、让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东西为“性”。

 

 

      综上所述

我已经在心理战胜了对难以把握的未来和作为个体的恐惧！

 

而我将用行动来使自己免于匮乏！

《灵机一动》确实是一本锻炼人思维的好书，能在放松的状态下训练大脑。

 

读到现在，很有成就感。

今年6月25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00周年诞辰，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以表纪念。奥维尔自以为是个社会主义者，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并不受欢迎。今天我们重读其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84》，真是感慨万千。本刊刊发的这篇译文概述了奥维尔的生平和创作，希望能让读者对这位作家有更多的了解。

 

先知的盲点

 

格伦·弗兰克尔　嘉桢／译

1949年，乔治·奥维尔写道：“在被证实无辜之前，圣徒总应被判有罪。”他这话是因刚刚遇刺的圣雄甘地而发，但在这些日子里，同样的考验也会降临到奥维尔自己身上，因为在去世53年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尘世中的圣徒。政治上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赞美他，尊崇他为先知和揭示真相的人，称誉他的道德勇气、剃刀般锋锐的思维以及钻石般坚硬的文笔。

“（奥维尔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圣徒，”社会历史学家诺尔·安南这样来描述他，“古怪、暴躁、独立，从不感恩戴德”。

　　然而，在所有这些英雄崇拜的气氛中，那个真实的人——那个特立独行、声音尖利、穿得像个乞丐、自己卷制香烟、追逐女人、奉行着一种摇摆不定但又真诚的社会主义、患有肺结核的英国人——却似乎在某个地方消失了。或许，那个真实的作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奥维尔遭遇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最终命运：人们尊敬他、援引他，却很少阅读他。

　　在奥维尔的100周年诞辰，对他的新一轮神化又在英美两地展开。300位学者在威尔斯利聚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百年诞辰回顾活动。皇家化学学会在当天公布了烹茶的理想方法——奥维尔嗜茶，曾在1946年撰文讨论烹茶方法。英国新出了两本奥维尔传记，沉寂许久的托马斯·品钦也重拾笔墨，为新版的《1984》写了一篇序言。

但是，在这一片赞美的喧嚣之中，让我们稍停片刻，去回忆关于奥维尔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事情，就从那些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缺点开始。根据奥维尔自我批评的作品以及那些了解他的人的记述，他是一个难以相处、朋友寥寥的怪人。他刚愎自用，对外国人没有信任感。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呆板而缺乏说服力，他笔下的女人单调平板，带有显著的厌女症留下的痕迹。在偶然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的言辞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先知，他几乎从来没有对过。1984年，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与《1984》中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这本书仍然在我们的梦魇中萦回，在我们的词典中回响。老大哥（Big Brother）、臭名昭著的真爱部（Ministries of Love and Truth）、记忆洞（the memory hole）、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这些字词仍然在我们的词汇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我们衡量政治话语与道义真实之间的鸿沟时，奥维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形容词。

　　“要是生在和平的年代，我也许会写一些华丽的或是平铺直叙的书籍，也许会一直对自己的政治忠诚茫无所知，”奥维尔曾这样写道。“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已经被迫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政治吹鼓手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年代成就了奥维尔。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都是在1938至1949这10年间写成，那是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10年：世界上出现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战争和屠杀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奥维尔的作品生动地阐释了这些独裁者的本性，他们的权威实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共性。

　　奥维尔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逃避羞辱的斗争，把自己一心一意献身写作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疯狂行为。1947年他写道：“所有的作家都自负、自私又懒惰，无人能知晓他们最深层的动机。写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挣扎，就像生一场耽延日久、痛苦不堪的疾病。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是被某种既无法抗拒也不能理解的恶魔所驱使。”

　　奥维尔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当时印度孟加拉省的莫提哈里（Motihari）。他的父亲在那里做文官，监督残存的鸦片贸易。奥维尔儿时大部分时间就读于圣塞普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那是英国最好的两所学校。后来他回到东方，在缅甸担任殖民地警察，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感觉使他受到折磨，同时又对他的写作有所裨益。他回忆道：“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雄心就混合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写了3本不成功的小说之后，奥维尔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写了两本准确描绘大萧条时期欧洲下层人民生活的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从这本书开始使用乔治·奥维尔作为笔名）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之后他开始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皈依的行动，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回来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这是一本激烈的反独裁报告文学，在1938年出版时未受重视，但在此后成为了奥维尔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确立了奥维尔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强有力的作品却是对那些奉行或容忍极权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无情鞭笞。

　　几年后，现年85岁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穆拉莱（Frederic Mullally）在《论坛》周刊遇到了奥维尔。《论坛》是左翼工党的刊物，穆拉莱参与它的编辑工作，而奥维尔在那里担任文学编辑，每周“按自己的喜好”写一篇关于政治、大众文化以及任何能让他有灵感的事物的专栏短文。他每周只能得到区区10英镑酬劳，还不如当时英国一个普通日报社的低级记者挣得多。

　　“乔治是个很复杂的人，”穆拉莱回忆道。“他非常刻板，从无笑容。他不是有什么愁事，只是严肃。他说话声调很高，操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只在其中加了一点点伦敦腔……他穿着工人阶级的衣服，破旧的毛线衫和衬衣，过紧的夹克。他自己卷烟来抽，脸上完全没有表情。在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里面，没人能接近他。但他的脑袋却在不停地思考问题。”

　　二战爆发后，奥维尔参加了地方志愿军。但他已经染上了肺病——这种病在10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因此被分派做文职工作。他和妻子艾琳一起在伦敦北部的几个简陋公寓里辗转，每年绞尽脑汁写出100多篇文章。

 

穆拉莱还记得应邀到伊斯林顿的卡农伯里广场做客的情景——那地方当时几乎是贫民窟，现在则是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样板。奥维尔走下4楼到地下室拿煤，然后再爬上来。“我说，‘乔治，你应该有钱请个男童来做这些事吧？’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不懂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在政治上一派天真。他让自己脱离中产阶级，却不能让中产阶级脱离自己。”

　　有一天，穆拉莱和他一起在《论坛》办公室附近的酒吧喝酒，对他抱怨说把德国犹太作家里基·洛温塔尔晦涩的散文改写成可读的英文是多么的困难。奥维尔回答道：“对所有这些实际上控制着报纸的中欧犹太人，你有什么好指望的？”穆拉莱说，他以为奥维尔在开玩笑，然而奥维尔始终没有笑。

　　奥维尔的好友、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回忆道，作为一个作家，奥维尔进步很慢。他早期小说中缺乏的正是他自身缺乏的东西：人性化的元素。西蒙斯在1993年版《动物庄园》的序言中说：“事实是，他对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没有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真正小说家的标志。”他就是没那么大的兴趣：对那些被他看作“跛脚鸭”的人，他可以慷慨，可以施以援手甚至寄予同情，但他的心思并不真在这里。

　　奥维尔也是一个拒绝编辑的作家。“所有人都告诉过我：千万别去动乔治的稿子。我确实从来没动过，”穆拉莱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做：他的稿子总是完美无瑕，连逗号都没有差错。”

　　除去散文之外，他最值得铭记的作品是最后的两部：《动物庄园》和《1984》。1944年出版的《动物庄园》是一部无情的《格列沸游记》式的讽刺文学作品。它曾被4家出版社拒绝，最出名的一次是被时在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T.S.艾略特拒之门外。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太怪，另一些则认为其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因为当时苏联是英美两国的盟友。但《动物农庄》很畅销，奥维尔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用这些钱在赫布里底群岛租了一所农舍，并给儿子请了一个看护，因为他妻子艾琳在手术中意外死去了。

　　奥维尔在这个农舍里写完了《1984》的大部分，那是他最后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奥维尔称它为讽刺文学，但它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威权和心理的一幅绝妙肖像。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去了解或不去了解，在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的同时保持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同时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边知道它们彼此互相矛盾，一边相信它们。”

　　《1984》给奥维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和巨大的名望，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读者认为《1984》是对苏联以及所有的左派的不加掩饰的抨击，而奥维尔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分子改邪归正的先知。当事实与他们这种阐释不符时，美国的出版商就毫不客气地进行“奥维尔式”的删减。西蒙斯指出，西格内特出版社的1956年平装本《1984》中有奥维尔那个著名的声明：“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而写。”但这句话的后面半句——“为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却被删掉了。

　　“这样的情形可与约翰·弥尔顿相比，”英国历史学家本·匹姆洛特说。“（在《失乐园》中）他是在攻击基督教吗？不，他是在攻击某些基督徒。奥维尔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抨击的是某些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心虽然充满疑问、不得安宁，但却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崇拜他的右翼人士都不要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传记作家伯纳德·克里克的看法，奥维尔在妻子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她不够忠实。在妻子死后，他疯狂地寻找新的伴侣。在妻子死后的第一年，他至少向4个女人求过婚。她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的他不过是刚刚认识。索尼亚·布朗内尔也是其中之一，她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并成了他的遗产执行人。

　　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看到太多的成功和曲解。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透风、没有暖气的农舍中完成《1984》的艰苦努力使他与生俱来的肺病又一次发作。他被送到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挣扎了8个月，然后转到伦敦一家医院。1950年1月，奥维尔死于咯血，时年46岁。

　　“对自己评价不错的人可能是撒谎，”奥维尔曾这样写道，“因为从内心看来，任何生活都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虽然如此，对我们这些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来赞颂他的故事和著作的人来说，他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胜利。

先是妈对我小说了几句“狠话”...

然后决定做一件不很明了的事情。不敢多想，不然就晕了...

再然后得知小姨要结婚了...

 

 

晚上在网上遇到若干大学哥们,聊了一下：

鹏仔干着和专业不相干的事...

刀哥连连抱怨无所事事，还说：还是学校好啊...确实相当出乎我的意料！

先说二叔给我的书：

用零碎时间读完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觉得作者对王朝的更替和封建各阶层分析得很不错。

还有《菊与刀》、《武士道》，嗯，要带着“开放的心态”来读...

 

另外有些书太沉重了，不打算读了...看看个人理财、麦肯锡比较实在...

 

另：看了《锵锵三人行：格瓦拉》，老许的一些观点我相当同意：

过滤的记忆：人们对现实不满，所以“怀念”过去

人们对新政权的态度：没有抱怨—〉舍不得抱怨—〉不能抱怨

理想主义是个好东西：你可以自己理想主义，但不能强迫别人理想主义

 

还讲了一个笑话：为什么中国改革成功，俄国失败？因为苏联革命时间长，“走资派”清理得很干净...

又调侃了一下：白求恩为什么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很讨厌加拿大的医疗产业化...

 

这几天家里太热，就在姑姑家玩：听奶奶诉说，和姑父瞎侃。

谈论最多的是话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此话题衍生出了很多话题，最终问题集中为...

祝酒辞多了一个——“为了千万个华西村！”

 

另：看了同学博客中关于我的评价，冷汗...

 

还整了个“重要日志”的列表。

在我，除了排遣情绪，博客的作用也在于助我反思。

     聪聪是个好孩子，呵呵，不喜欢用“乖”这个词...

     我们是一辈人，却不是一代人了，呵呵，不过也没有什么...

     和她在一起，我对自己都要严格一些——怕给她带来不良影响。

     小孩子有时候真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一天老爸见我又在电视机前待了很久，忍不住说：“看一小会儿就行了。”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一个组织借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自称是“毛派”（Maoist）。中国认为，该势力盗用毛泽东的名字，中国与其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有学者认为，尼共（毛派）（简称“毛派”）已经给中国的周边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尼泊尔政府正大力打击这一势力。

　　8月8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个宁静的大学校园里突然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至少6人在这起爆炸中受伤。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对这起事件负责。但当地警方已着手调查反政府武装“毛派”是否与这起事件有关。

　　最近以来，尼泊尔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其中大部分为反政府武装“毛派”策划实施的。自从1996年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冲突加剧以来，已经有4700多人死于双方的流血冲突中，其中仅在过去8个月内死亡人数就达到2800人。尼泊尔反政府武装正在成为影响该国和平与稳定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因素，并开始招致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联系到近来在国际媒体上不时出现的有关尼泊尔政府军与反政府游击队之间的战斗的报道，特别是近来美国的积极插手，使事变的发展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人们不禁会问：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我国的安全，特别是西南边陲的安全有何影响？

　　中国与“毛派”无任何关系

　　今年7月10日，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访问中国，江泽民主席在与贾南德拉举行的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支持贾南德拉国王和尼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努力，反对和谴责一切暴力恐怖主义行径，相信国王和尼政府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与尼泊尔所谓“毛派”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刘建超指出，尼泊尔国内的反政府势力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中国与其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中方希望尼泊尔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发展。

　　“毛派”兴起在尼西部山区

　　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已经过了7个年头。1990年尼泊尔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多党议会民主后，昔日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众多派别逐步形成为尼共（联合马列）、尼共（马列）和尼共（毛派）等几个较大的党派，并开始进行合法的政治活动，参加议会选举。但是尼共（毛派）对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变革仍然不满，他们也不满意尼共（联合马列）在1994～1995年一度执政时推行的右倾政策。于是，其领导人决定离开首都和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他们首先进入西部山区的罗尔帕（Rolpa）、卢孔（Rukum）和皮乌坦（Pyutan）等县，并于1996年2月12日正式开展起了“人民战争”。

     最早的时候，这支力量还不能称其为武装，因为他们当时手中的武器就是大刀和匕首。由于尼泊尔城乡差别悬殊，很多农村群众的生活贫困，尼共（毛派）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让人民当家做主和反对社会歧视等等口号，在广大农村颇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并得以在短短几年间，组织起2000人左右规模的相对正规武装力量并发展了近万名游击队员，声势迅速壮大。到后来，“毛派”活动范围扩大到近40个县（全国共有75个县），影响力甚至达到首都。

　　就目前所知，“毛派”的三位最高领导人是普什帕·卡马勒·达哈勒（PushpaKamalDahal）、巴布拉姆·巴塔拉伊（Dr.BaburamBhattarai）和拉姆·巴哈杜尔·塔帕（RamBa－hadurThapa）。达哈勒是总书记；巴塔拉伊曾在尼赫鲁大学学习，有博士学位，目前负责对外联系和宣传工作；塔帕曾在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大学学习，据说还曾在国外受过训练，目前具体负责军事工作，人称“巴达勒同志”。

　　由于尼泊尔和印度边界一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印度，获取武器等并与外界联系。反政府武装奉行“打了就跑”的策略，并效仿秘鲁“阳光道路”的做法，不时袭击警察哨所和地方政府机构，夺取武器和钱物。据尼泊尔内务部长乔西2001年6月下旬在议会称，自1996年到2001年6月，反政府武装先后对警察哨所进行过221次袭击，与警察发生过835次冲突，造成1366人丧生，1.8亿卢比被掠。此外，还先后发生了352次纵火，835次与警察的冲突等恐怖事件。

　　尼政府严打“毛派”

　　“毛派”1996年开展的“人民战争”打破了尼泊尔长期保持的安宁和平静。但是尼官方先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它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后来又在如何处置和对付反政府武装活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前首相柯伊拉腊主张武力镇压，但是前国王比兰德拉和一些左翼人士则主张尽量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2001年6月1日，尼泊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王宫血案，比兰德拉全家被害，政局突变。在新国王贾南德拉登基后，王室对反政府武装采取了不同于昔日的立场。作为尼泊尔皇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新国王贾南德拉，不仅赞成对反政府武装力量进行坚决镇压，而且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军队，进行部署。

　　2001年11月21日，“毛派”在尼泊尔西部的罗尔帕成立了“人民革命联合政府”，并将游击队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从此，反政府武装开始向尼泊尔的正规军发动袭击和进攻。例如2001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当德瓦库里县（DangDeukhuri）的军营和警察局发动进攻，打死包括14名士兵在内的军警40人；同时还攻入西扬加县（Syangja）的监狱，解救了77名被捕人员，并夺取了大量的步枪、机关枪和弹药；11月25日又进攻索卢昆布县（Solukhumbu）警察局，战斗进行了一个通宵，打死县长和军警40余人。


　　反政府武装空前规模的军事活动使尼泊尔政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镇压。2001年11月26日，贾南德拉国王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反恐怖分裂法令”，宣布尼共（毛派）为非法，并对其进行坚决打击。

　　尼“毛派”影响中国安全

　　尼泊尔皇家军队拥有5万官兵，人数虽不很多，但训练有素，武器装备远非反政府力量所能比拟，若全力投入镇压，后者的损失自会惨重。但是由于后者实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且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政府军要彻底消灭它，恐怕也非短期内的事情。

　　持续的武装斗争不仅破坏了尼泊尔的社会稳定，降低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出口锐减，旅游业一蹶不振，严重影响了尼泊尔的经济发展，而且大大增加了我国西部边陲及南亚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瑞典仿古商船"哥德堡号"经过了9个半月的艰苦航行，终于实现了与广州时隔261年的重逢。这同时也成就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梦想，他说，能够乘"哥德堡号"到达广州，很久以来是我的梦想。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说是去散散心，其实算是圆我的一个梦吧。呵呵，前提是没有特殊情况。

         饭局、饭局，没有米饭，昨天还去清华那边吃...

 

 

         毕业典礼上，汪院长颁发证书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学生理一下学士帽上的穗。所以轮到我的时候，老汪无奈而又诧异的笑着问我:"你的穗呢？”我只有如实说在来东区的路上丢了，那么大的雨打伞过来还抱一堆东西真的不方便。